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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Lu Guang / Greenpeace

由于降低化學品危害的全球政策框架即將于2020年到期,各國正在考慮建立一個能夠接替它的“巴黎協定式”的協議。

2006年通過的《國際化學品管理戰略方針》(SAICM)屬于非約束性的框架協定,旨在幫助各國在2020年前“以盡量減少對環境和人類健康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的方式來生產和使用化學品”。

近日,在由瑞典駐華大使館舉辦的一場圓桌會議上,聯合國人權和有毒化學品問題特別報告員巴斯楚特·托卡克建議各國通過一個2020年后的全球框架。受關于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的啟發,他認為這一框架應該是自愿和強制相結合的,包括一系列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義務和可以定期審查的自愿措施。

托卡克表示,現有的國際化學品管理戰略方針,“非常坦率地說,未能實現目標,部分原因在于國際層面缺乏對已有承諾的問責機制”。

《巴黎協定》式的框架協議

根據瑞典化學品管理局(KEMI)高級顧問奧勒·約翰遜的介紹,全球化學品銷售額預計將從2016年的3.4萬億歐元(3.8萬億美元)增長到2030年的6.3萬億歐元(7.18萬億美元)。

市場上流通著10萬多種化學品。 “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數字,”約翰遜說。這些化學品中很多都會給環境和健康帶來風險。

除SAICM外,還有一些規管化學品的國際公約,以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例如,針對不易降解的危險化學品的《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列入該公約全球淘汰黑名單中最出名的就是農藥滴滴涕。

但專家認為,與問題的規模相比,此類條約的范圍太過局限。經過近17年的發展,《斯德哥爾摩公約》僅僅對數十種化學品進行規管。而其他公約,如《關于汞的水俁公約》則針對的是非常具體的物質。

“2020年后需要一個更強有力、更全面的全球化學品管理體系,” 托卡克說,“我們現有的框架是由各個化學品公約拼湊而成的,依據的也是過時的定義”。

他認為未來國際化學品管理框架的核心組成部分應包括逐步淘汰有害化學品的機制以及對于通過國際供應鏈進行流通的化學品的考量。

約翰遜在其演講中介紹,中國占全球化學品銷售總量的40%,并且這一數字到2030年預計將達到50%左右。因此,中國面臨的挑戰尤為緊迫。

托卡克提出的全球框架提議得到了瑞典駐中國大使林戴安的支持。她曾擔任瑞典氣候變化首席談判代表。

林戴安認為,巴黎氣候協定表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方法的結合可能是解決復雜環境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

“需要采取胡蘿卜加大棒的策略,” 林戴安稱。 她解釋說,與其讓各國聽命于外部的指揮,不如讓他們擁有決策自主權,自行決定行動的步調,這樣可以提高他們的主動性。不過,若該制度完全是自愿的,各國可能會逃避責任。

中國的差距

在圓桌會議上,中國專家普遍認為中國的化學品管理系統遠遠落后于國際先進水平。目前,安全生產和急性威脅被放在首位,而未考慮化學品對公共健康和環境的長期慢性威脅。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目前的化學品管理體系缺乏對“現有化學物質”的有效監管。“現有化學物質”指的是中國在2010年《新化學物質環境管理辦法》施行前就已存在的大量化學品。

2009年,中國現有化學物質名錄中共收錄了45000多種化學物質,而其中受到法律法規監管的僅有不到3000種,而且大部分都是爆炸物、易燃物和急性有毒物質。

北京大學環境學院的劉建國副教授認為:“很多人類社會廣泛使用的化學品一般都不具有顯性的‘毒性’或‘危險性’,但是可以在很低的濃度水平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長期潛在的危害性影響,”然而,目前尚無相應機制對這些化學物質進行系統的評估或規范。

隨著危險化學品和相關產業逐步撤離發達國家而進入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缺乏健全的化學品管理系統增加了中國的健康和環境負擔,從而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并成為了“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障礙,”劉建國表示。

民間組織磐之石環境與能源研究中心的聯合創始人毛達認為,更嚴格的國際規則可以迫使參與生產和使用化學品的行業將環境和健康影響納入其考量范圍之中。

觀點分歧

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陳會明表示,履行國際公約的義務是近年來中國建立和完善化學品管理體系的重要推動力。

不過,陳坦言,目前全球并未就化學品的環境和健康風險達成共識,建立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框架為時尚早。

對此,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可持續發展項目主任胡柯華表示贊同。他認為,即使政策制定者想要制定更嚴格的規則,中國的行業和市場也“還沒準備好”接受一個新的國際化學品協定。

胡柯華拿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進行了對比。當空氣污染和經濟結構轉型成為中國國內的重要議題后,中國才開始支持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 “我認為我們在化學品方面尚未達到那個階段,”他說。

根據托卡克的說法,我們沒必要在自愿和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義務之間進行二元選擇。 “更多的是賦予各國明確的義務......同時讓各國根據自己的需求制定政策,并按照自己的步調施行,但需要開展一些國際協商。”

隨著2020年的迫近,制定接替SAICM的新框架的緊迫性與日俱增。今年3月,SAICM的代表們未能制定出2020年后的框架草案。融資和問責是兩個主要的分歧領域。SAICM的下一次正式會議將于2019年2月舉行。

“全球社會有能力提出比非約束性的SAICM更強有力的國際協定,我對此持樂觀態度,” 托卡克表示。


本文是中外對話“中國化學品環境管理”系列文章第四篇。我們對瑞典化學品管理局給予的支持表示感謝。

翻譯:于柏慧